巫蛊之祸是发生在武帝晚年的一个重大事件。它持续的时间长达数年,为此而死的人多达数万,其中包括了皇后、太子、公主等皇室贵族,也包括了丞相、御史大夫等朝廷重臣,既有地痞无赖,也有死刑囚犯,即使巫蛊之祸结束,其“伤口”也远远未曾愈合,甚至影响到“后巫蛊时代”武帝的内政与外交。



    “巫蛊”的“蛊”古音通“鬼”,又通“诅”,是一种诅咒之术。其具体方法,是在桐木制作的小偶人上刻写被诅咒者的名字和生辰八字,通过一定的仪式施以魔法和诅咒,然后把它埋在被诅咒者的住处或经常去的地方。人们相信,行巫蛊可以控制和摄取被诅咒者的灵魂。



    汉代浓烈的巫风,可说是巫蛊之祸发生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。



    不论是因嫉恨而行巫蛊,还是因为恐惧而搜巫蛊,源头都不在巫蛊,而是在嫉恨和恐惧。可是一旦嫉恨和恐惧借着“巫蛊”这种“公共文化”的形式表达和展开,就往往超过个人的控制范围,造成一种恐惧和猜疑的社会气氛,引起疯狂的运动,所谓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。



    更糟的是,如果巫蛊发生在权力中心的皇宫里,为“有心人”所利用,则往往掀起血雨腥风,造成人间惨剧。



    前面讲过,武帝的第一个皇后陈阿娇,因为妒忌卫子夫而行巫蛊诅咒她。事发后,武帝大怒,诛杀了三百多人,又废了陈阿娇的皇后位,把她打入冷宫。



    此后,陈阿娇的母亲、扶助武帝登基的关键人物、长公主刘嫖也心灰意冷,退而寻欢作乐,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发挥其在朝野上下的巨大影响力了。这件事真相到底怎样,现在已经很难说清。



    巧合的是,因巫蛊而“扫清道路”、被封皇后的卫子夫也因巫蛊而自缢身亡,可谓成也巫蛊败巫也蛊。不光是她,巫蛊之祸中,原来权倾天下的卫氏家族也跟着集体败亡。所以说,巫术只能算所巫蛊事件的一个“起点”或者借口,事件的背后,是各方势力的博弈和荣辱沉浮。



    太子刘据是武帝二十九岁才得的长子,也是唯一的嫡子,曾一度受到武帝的宠爱。刘据甫一出生,武帝就命人为他写《皇太子赋》一文,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七岁时,刘据被立为太子,武帝又建了“博望苑”——“博望”即博闻的意思,出使西域的张骞就曾被封为“博望侯”——让他在里面与宾客往来,又找来天下的名儒向他传授《公羊春秋》和《谷梁春秋》。



    武帝兴儒学的理论靠山、一代大儒董仲舒就是《公羊春秋》派的传人。所以,武帝让太子学《公羊春秋》,是为了太子将来治国做准备。



    一切都很好,迎接刘据的将是一个金光灿灿的宝座和一片雄壮的河山。只可惜时间是世上最强的毒药,在它的腐蚀下,任何东西都要面目全非,所以古人有沧海桑田之叹。



    等到刘据长大成人,越发地公瑾仁恕,这本是好事,可是武帝是一个大有为的雄主,温良的刘据实在不对他的胃口。卫子夫老了,武帝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她感兴趣了,而新受宠的王夫人和李夫人都为武帝生了男孩。于是卫子夫母子两个渐渐失宠,心中生出了不安之意。



    武帝察觉了他们的心思,就对卫青说:“汉家庶事草创,加四夷侵陵中国,朕不变更制度,后世无法;不出师征伐,天下不安;为此者不得不劳民。若后世又如朕所为,是袭亡秦之迹也。太子敦重好静,比能安天下,不使朕忧。欲求守文之主,安有贤于太子乎?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,岂有之邪?可以意晓之。”卫青听了叩首拜谢。卫子夫听说这件事,也向武帝脱簪谢罪。



    武帝在乎太子怎么想,而且还不直接告诉他,而是通过军功赫赫的卫青来安抚他,足见武帝这时候还非常地爱护刘据。



    太子是将来的皇帝,他的身边自然会聚集一批人。《资治通鉴》上说,“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”。



    武帝周围的人却不同,他所用的人中,有很多文法吏,这些人与汉初军功集团里的那些贵族很不一样,他们多是出身底层。这样的人,如果要出人头地、光耀门楣,就只有立功。功从何来?不立杀贼之功便不是英雄,而贼不是时时处处都有的,没有的时候只好自己把他“造出来”,于是该收监的就判杀头,该杀头的就严刑逼供,诱他把别人也牵进来,于是一杀杀一片。当皇帝看到这些文法吏呈上来的密密麻麻的工作报告时,当然会惊叹这人怎么如此地能干,于是大加褒奖,加其官晋其爵。



    当然,武帝的严刑峻法,根本上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一系列政策。武帝骨子里是一个极端专制的人,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力被别人瓜分,所以扶植底层出身的文法吏,让他们以法令绳墨贵族,乃是要打击他们,把权力从贵族私门收归自己手上——朝上文法吏的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多,文法吏不像贵族那样有家族依靠,所以武帝把生杀予夺的大权握得更紧了。而武帝的政策,如打击豪强,以及为了充实国库强行征财产税(算缗,告缗)都须以强力推行,否则根本进行不下去。文法吏正好满足了武帝的这种需要。



    武帝严苛,太子却宽厚,他是反对武帝的严刑峻法的,于是每有判狱,太子多为其平反——这是堵住了文法吏立功的门路啊,所以太子虽得到了百姓的爱戴,却得罪了这些文法酷吏。卫子夫这时已可算饱经沧桑,他怕久而久之,太子会因此获罪,所以劝他不要总是坚持己见,而应该与武帝的步调保持一致。



    武帝听说这件事,反应很奇怪,他赞扬了刘据,批评了卫子夫。可是,既然如此,他为什么不听从太子的轻徭薄赋,不事征伐的劝谏呢,还说:“吾当其劳,以逸遗汝,不亦可乎!”不听也就罢了,他继续任用文法吏,但没有加强对刘据的保护。等到卫青这个卫氏家族最大的支柱倒了之后,文法吏的春天来了,他们肆无忌惮地公开诋毁太子。



    这时候的武帝已经老了,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,人也越来越多疑,他长期躲在甘泉宫里不出来,皇后和太子难得见他一面,这就给这些人在父子俩之间制造裂痕和对抗留下了空间。



    武帝晚年宠爱的一个宦官叫做苏文,他也是“深酷用法者”的一党。有一次太子入宫探望皇后,半天时光才从宫里转出来。苏文就向武帝“告密”说:“太子在皇后宫中调戏宫女。”武帝于是将太子宫里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。卫皇后听说这件事,就让刘据向武帝禀明实情,请求诛杀苏文。刘据说:“清者自清,我何必怕这种小人的污蔑?更何况父皇英明,不会相信这些谗言,母后无须忧虑。”



    常融是苏文手下的小太监。有一次武帝病了,派他去召见太子。常融回来报告说,太子听了皇上身体违和,面有喜色。武帝冷笑,没有说话。等到太子来了,武帝发现太子脸上挂有泪痕,可是当着武帝的面仍然强颜欢笑。武帝这才发觉常融的挑拨,于是将他处死。



    由此可见,“深酷用法者”的毒计手段是一波接着一波的。而刘据对武帝的信心也太过了,所谓“众口铄金”“积毁销骨”,若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,长此以往,即使他对武帝有信心,武帝对他也没信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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