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听皇帝又是正面地询问,不管是张溥,还是吴昌时,都不由得连忙谦虚,同时自然也暗示,事实确实是这样的!

    崇祯皇帝听了,似乎更为高兴,就又夸起他们两个,说他们两个真是百官之楷模。有他们这样的官员给太子授课,他也是放心了。

    反正说了一堆,讲得都是张溥、吴昌时他们平时刻意经营出来的那些名声,这正挠中了他们的痒处,更何况,说话的还是当今皇帝。加上他们原本的担忧,那是一点都没有发现,皇帝压根就没提他们有结党之嫌,或者操纵科举之事,因此,张溥和吴昌时都兴奋了起来,慢慢地,也少了拘谨,话也多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陛下,臣自幼苦读圣贤之书,就想着有朝一日为国分忧,为民造福,此乃吾辈读书人该做之事,实属平常也!”张溥的脸上露出一本正经的神态,向崇祯皇帝奏道。

    吴昌时没想自己心中的腹稿被张溥抢了先,不由得有点郁闷。其实,他心中已经不爽张溥久矣!

    说起来,他当年和张溥、张采等人一起组建了复社,是最初十一人之一;可是,世人却只知道张溥、张采,他吴昌时的名声,却远没有张溥、张采响亮。最让他不满的是,复社大权,就操纵在张溥手中,更是让他愤愤不平。

    如今御前奏对,皇上夸耀,竟然又被张溥占了先,心中积蓄的不满就更多了。

    当然了,他也知道场合,这是在御前,为了显出他博大胸怀,当然不能去针对张溥说什么。因此,他也赶紧向崇祯皇帝奏道:“微臣年幼之时便有立志,忠君报国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在所不惜!”

    崇祯皇帝听到他们的这些话,好像很感慨地说道:“要是多一些像卿等这样的官员,大明也不至于形势如此严峻!”

    听到这话,这一次,吴昌时抢先一步开口问道:“陛下歼灭了河套鞑虏,围剿了所有流贼。托陛下之功,形势已是一片大好!”

    言外之意,皇上,你谦虚了,这可都是你的功劳!这也算是一个马屁,送了出去。

    这一次,张溥自持身份,倒没有多说,只是附和了一声。

    崇祯皇帝听了,却是收了笑容,摇头叹息,而后,把御案上的一叠奏章让蓝天保转给他们两人,同时带着一点发愁说道:“朕可不是说说而已,卿等两人可以先看看,各地灾情严重,都等着朝廷赈灾呢!”

    说完之后,看到张溥和吴昌时在看奏章了,他就又说道:“朕虽然剿灭了流贼,可祸根未去的话,他日定然又会有新的流贼。以卿等才识,该是知道朕所指祸根是什么吧?”

    他们两人,在看奏章的同时,自然也是关注崇祯皇帝动静的。因此,在崇祯皇帝一说完,张溥和吴昌时几乎同时奏对道:“饥荒!”

    “是啊,饥荒!”崇祯皇帝点点头,面带一点愁容道,“南涝北旱,全都需要赈灾,可是,朝廷却又拿不出那么多钱粮赈灾!有的时候,朕倒是想着……”

    说到这里,他看了底下两人一眼,语气似乎严厉了一点道:“莫若再找些富户抄家算了,如此一来,朝廷有钱,也就能赈灾了!”

    一听这话,张溥和吴昌时两人顿时吓了一跳,不约而同地奏道:“陛下,万万不可!”

    说完之后,两人彼此看看,又不约而同地闭嘴不言了。

    崇祯皇帝一见,便立刻问道:“之前谋逆大案所抄钱粮已经用得差不多了,可各地的灾情,卿等二人应该也都看过了,这钱粮从哪里来?”

    他如果是问各地灾情该怎么处理?那这两人肯定会说免税。可是,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,因此,他就直接说赈灾钱粮从哪里来了?

    吴昌时和张溥两人中,相对来说,张溥要城府深一点,因此,听到皇帝这个问题,他便想回答说,这个事情,朝堂诸公自有论断。

    但是他边上的吴昌时,却想也不想,就立刻奏道:“陛下,朝廷自有法度,收了赋税,或者再多加派一些赋税,自然就有钱粮赈灾了。”

    这个吴昌时,还真是上道,崇祯皇帝心中想着,便接口说道:“此事说起来容易,当真要做得话,就难了啊!两位爱卿,可愿为朕分忧,为百姓解困?”

    之前他就猛夸了他们两人一顿,他们两人也都有回应。最为关键的是,这是在御前,皇帝问他们愿不愿意为君分忧,又有哪个臣子敢说不想为君分忧的?

    因此,他们两人不管心中怎么想的,都回应了。同时,他们也感觉到,这恐怕才是皇帝传召他们两人的真正目的。

    对此,他们其实并不抗拒。给皇帝办事,而且这种事情原本还是朝堂诸公所办之事,这就说明,皇帝重视他们两人,搞不好,都能因此升官。

    在此之前的时候,他们其实已经见到崇祯皇帝提拔了好些个举人成了封疆大吏,甚至还有宋应星之流,之事写了区区一本杂学书,皇上就特意给他新设了衙门。要说他们对这个情况无动于衷的,那是不可能的。

    他们两人还是进士出身,如今只是在熬资历而已。最好的差事,是给太子授课。如果将来有朝一日,太子登基为帝的话,他们肯定能获重用。可关键问题是,太子还年幼,皇上又如此年轻,想等太子登基为帝的那天,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猴年马月去!

    因此,如今皇帝好像要给机会,他们两人还是有点期待的。觉得自己要办好的话,肯定能升官了。

    崇祯皇帝见到他们两人都表态了,便又让贴身内侍蓝天保拿了御案上另外几份奏章,给他们两人看。

    张溥和吴昌时心中有点疑惑,不知道这又是什么奏章?等他们打开,稍微一浏览之时,两人的脸色,顿时就变了,似乎是有点吓到了。

    原来,这几份奏章上所写得内容,都是各县历年来的赋税拖欠,以及各地官吏的交税登记。

    他们两人为什么看了之后会害怕,是因为他们猜出了崇祯皇帝想让他们去干什么了。

    在大明中后期,各地拖欠赋税的情况,已经是非常普遍了。

    如果是普通小老百姓拖欠的话,地方官毫不手软,很可能会抓捕,鞭打,甚至打死得都有。有史记载,山东、陕西就有不少普通人在最后期限不能完成缴税而自尽的事情。

    但这些其实只是拖欠赋税中的很小一部分,大部分拖欠赋税的,其实是富户来的。他们有钱,会捐纳官身以免除地方官可能的体罚和拘捕。对于这些人,地方官就只能上报,而上报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。而且要是地方官上报太多的话,就会显得很无能,这又迫使地方官不会太多往上报。这么一来,富户才是拖欠赋税的主力军。

    这些拖欠赋税的富户,其实是很狡猾的。第一,他们有势力,第二,他们也不会真得一分钱不交,只是交一小部分,然后就赖,一年一年的赖,赖个几年,朝廷看到这种累积起来的欠税,会成为最新税赋征收中的难点,就只能蠲赦拖欠多年的赋税。

    另外,按照惯例,比如皇子出生,立太子,或者新皇登基等普天大庆的时候,也往往是要蠲赦欠税的。只要赖到这种时候,拖欠的赋税也往往能赖掉。

    这种种事情,其实都是恶性循环,鼓励了那些拖欠赋税的行为,至于正常交税的,他们一看可以赖掉,而正常交税也没有好处,自然也会有样学样了。

    因此,崇祯皇帝给他们看得这份奏章中,拖欠赋税的数目,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。

    另外一类奏章,则是有关官吏交税的记录。

    在大明朝,官吏从来就不是全额免税的。不是说,只要中举,那就再也不用缴纳赋税,不用服劳役了。

    大明律有规定,官绅确实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。这一点,从明初就开始有了。

    在明初规定,京官之家除税粮及里甲正役之外,优免一应杂泛差役,外官按品递减。后来,在这些官绅的不断努力之下,这个规定又改为按照品级限额来优免丁、粮或者丁田。

    比如说,在正德年间的规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,五品以上免田三顷,七品以上免田二顷,九品以上免田一顷,外官递减。

    这个规定,在北方其实还不算什么,换成南方土地产出多的,那就多了。

    可是,人心不足蛇吞象,那些官绅还不满意,继续努力,等到嘉靖年间,又几次说动皇帝修改这个优免。

    到嘉靖二十四年时候,变成了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,人丁三十丁;二品免粮二十四石,人丁二十四丁;以下递减,至九品免粮六石,人丁六丁;外官减半。

    等到万历年间时,又改了,由“论品免粮”改为“论品免田”。优免内容由粮、丁又改为田、丁,且可田、丁互折。

    这个来回变化,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员势力的此长彼消所带来的变化,因为免粮和免田对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别的。

    万历十四年的规定,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朝,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,二品八千亩,以下递减,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;外官减半。没有当官的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,贡生免田四百亩,监生和生员免田八十亩;那些告老还乡的官绅则按其品级免除十分之六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,大明朝两百多年间,官绅一直为自己的特权而努力。

    就拿万历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,一品京官优免田额就增长了二十五倍;八品京官优免田额增长了二十七倍之多;而万历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时候,甲科京外官优免田额就又各增长了十倍,告老还乡的官员优免田额增长了六倍;

    按理来说,官绅优免这么多,都是圣人子弟,总该知足了吧?

    可事实是,虽然律法规定官绅线面已经相当丰厚,可士大夫从者什一,违者什九;大部分官绅,那是能优免多少就多少,最好是所有都能优免掉。

    有这种想法的代表很多,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辅徐阶。他俨然是清官的代表,清流中的头;可是,他实际上就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,遇到滥用优免之权的,就要地方官要“就中调停得宜”,意思无外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由此可见,其实还是屁股决定一切。

    万历年间,南直隶巡按甘士价提出要对官绅优免核查限额,人后礼部尚书陆树声就立刻强烈反对,还睁眼说瞎话,说什么“往往田多则累重,亦不必为限制也”。这种话都说得出口,由此可见,为了能全额优免,那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。

    事实上,到万历年间,土地兼并严重,而官绅又想全免,收不上赋税,全都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,因此民间动荡,已经到了必须要整顿官绅优免的地步了。如果不整顿的话,就如同历史上一般,大明朝破产玩完。

    因此,就有官员提出了官绅优免要严格按照律法来,这其中,甘士价是一个;虽然他被反对了,因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,倒也还好,只是被喷了口水。至于地方官,就没那么好运了。

    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,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令朱国桢看到官绅免役,安坐自如,乡民应役,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,就也提出了官绅除优免田之外,必须要服役。百姓对此非常欢迎,甚至大书“均田便民”四个大字,贴得到处都是,以此来表达拥护之意。

    但是,最后的结果是,那些官绅世家联合起来,纠结家丁仆从千余人,直接闯进官衙,要捉拿朱国桢,还烧了朱宅。

    还有历史上有名的申时行,钱龙锡等人,也都用各种理由反对优免之外的均田均役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,大明律法规定,官绅去世之后,可以继续优免三年;但是,现实是三年之后,还往往一直优免,这吃进去的好处,让他们吐出来,不要太难。

    由此种种,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,等到崇祯朝的时候,就只是这方面的弊端,就可知一二了;也因此,这奏章所写得内容,就吓到了张溥和吴昌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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