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术这东西,尤其是心学,理学这种“意识形态”级别的东西,自身逻辑严密不严密,说的对不对和他是否流行其实没有任何关系,或者说就算是初期有点毛病,几十年也早被徒子徒孙补得差不多了,关键的是,是否符合利益集团的需要……

    明末是什么年代?那是科举为南方东林和北方晋商垄断,其他地方读书人被彻底压制的时代,南方东林和北方晋商都是发迹于逃税走私,这能看强调上下等级的理学顺眼就活见鬼了,存天理灭人欲怎么也洗不掉逃税走私这种事情啊!

    而心学就完全不同了,逃税可以解释为对明初宝钞的逆反么,只许老朱家乱发票子坑害商人做十一,不许商人用宝钞交税哄骗皇帝做十五么?走私就更好办了,一句不可与民争利就拿到了大义名分不是!

    这种“意识形态”级别的东西,在战乱年代就是一张纸,满清入关之后,何止要与民争利,直接夺取汉族人的土地【圈地】,捉汉族人当奴隶【逃人】,与民争利四个字苍白无力,是半点效力也没!但是到了和平年代,就是强盗手段起家的也要讲究个大义名分,满汉之别,旗人汉人不通婚,剃发令……毕竟和平年代维持一直极为强大的军队,成本实在太高了,哪朝哪代都需要用一种“意识形态”级别的东西去教化【愚民】

    明朝中后期,与民争利几乎成了政治上的不正确,万历皇帝要开征商税,根本在文官体制下无法成了税务机关,只好派太监,依赖流氓无赖去收税,结果是把商业税转嫁到了小民百姓身上,然后被大富商们利用,最后商业税都是不了了之,中学课本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反应这事的,如果去掉里面煽情的语句,理性分析一下,大家可能会看出相反的东西

    实际上明朝皇帝的财权就是自家的小金库,通过小金库还能抓住军阀们的枪杆子,万里,天启两朝,正是太监们大肆收刮,才支撑了万历三大征之类的军事活动,而到了崇祯初年,停止了收刮才几年,各地军阀化的浪潮就开始了,一直到崇祯上吊都没法逆转,太监们大肆收刮的,其实才是明朝的吊命钱啊!

    然而在与民争利的种“意识形态”的压迫下,文官们总是最后的胜利者,魏忠贤的屠刀再快,也无法改变读书人中阉党和东林党的力量对比,实际上从1624年,魏忠贤遭到杨涟的弹劾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算起,到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,决定整治朝廷,扫除以魏忠贤和客氏为首的阉党为止,实际上才当权了几年?而且如果以魏忠贤党派借熊廷弼事件,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、杨涟、周起元、周顺昌、缪昌期五人为开始,大名鼎鼎的九千岁掌控朝堂的时间就更短了

    当然,这和魏忠贤本身只是明熹宗的私人,而内阁太监们是一朝天子一朝太监有关,不过反过来说,这就是皇帝本身没有和与民争利抗衡的意识形态,不得不通过一朝天子一朝太监和文官们妥协,否则完全可以废了魏忠贤,换上自己家的张忠贤,李忠贤不是?

    但是,如果魏忠贤的权势和刘白羽【五经正义】相结合,那形式就完全不同了!本来东林党人掌握大义名分,和魏忠贤的斗争是儒生对阉党的政治斗争,只要明熹宗去世,魏忠贤就只能倒台。

    不过假如按照【五经正义】的说法,所谓的心学是什么?佛老之学冒名儒学,那就是比魏忠贤可恶一万倍的异端啊,简直是儒生人人得而诛之,再拔下心学这层皮,原来什么刚正不阿的东林党,骨子里是一群大商人的喉舌!甚至自己不少就是大商人,铜臭熏天的货色!加上东林党的代表人物杨涟“非吾同道,即为仇人”这种杀气腾腾的话,东林党简直就是千古第一奸党了

    还有一件事,可能很多明史爱好者都不知道,其实这明朝时内廷外廷交好不是什么大事,就是张居正同样也是靠和太监冯保交好,得以变法的。而东林党也不例外,和内廷也有勾结,按照东林党们罗织的只要和内廷关系好就是阉党的逻辑,东林党自己其实也算是阉党。

    和东林党相交甚好的太监,其实就是被东林党成为,贤内相的王安!王安,明神宗皇宫太监,河北省雄县人,万历二十年(1592年)当过明熹宗的伴读,万历时由太监陈炬推荐,命为皇太子伴读。当郑贵妃谋立己子为皇太子,皇太子处于危机之时,多由王安保护。光宗即位,擢司礼秉笔太监,并劝光宗重用东林党人杨涟、刘一燝等人。光宗去世,熹宗即位,王安协助天启将李选侍移出乾清宫,迁住哕鸾宫。魏忠贤、客氏得势后被杀。

    王安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呢?无论任何派系,都承认他保护明光宗有功,这也符合明朝一朝天子一朝太监的事实,这是没有异议的

    不过说起来东林党捧王安的两个案子,那就让人忍俊不止了,用网络用语就是你可以欺骗我个人,但是不能欺骗我的智商……

    这就是梃击案!

    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五月,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,一直打到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,后被内监捕获。王安则是护驾首功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,就是有一个男人,拿着一根木棍,直接打进了太子所在的行宫,当然,这个家伙是不是如同武侠小说里一样,是啥武林高手咱就不知道了,说实在的,这幕后主使的手腕挺拙劣的,反正作者是不敢在小说中写这种弱智段子的

    但是,事情本身如何诡异不要紧,事情闹起来再说,万历皇帝不废除太子的位置,就只能牺牲郑贵妃安慰太子,同时太子的地位也就稳固了,结局是经刑部十三司会审,查明张差系京畿一带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,其首领为马三道、李守才,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、刘成勾结,派张差打入宫内,梃击太子宫。

    然而宫闱争斗并未真正结束,在泰昌、天启年间更为剧烈地展开,“红丸案”、“移宫案”接踵发生。

    明光宗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,13岁才出阁读书,又长期辍读,经历坎坷。朱常洛即位后,颇具心计的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,二人谋合,欲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。泰昌帝由于忧心国事,本已虚弱的身体,不几日更是“圣容顿减”,“病体由是大剧”。

    此时,司礼监秉笔、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,他用去热通利之药,希使泰昌帝腹泻排毒,却遭到东林攻击。这些人攻击皇帝生病是纵欲过度;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,欲置皇上于死地。众太医于是束手。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,对其药大臣们多不主张皇帝服用。但皇帝由于无计可施,决计服用。初服一丸,四肢和暖,思进饮食,再进一丸,于次日凌晨即崩。此药为红色,称“红丸”,以铅为主,以参茸为副。

    东林于是开展攻击,称郑家有意谋害皇帝。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,准许内阁首辅方从哲退休,将崔文升发配南京,李可灼充军,此案草草收场。“红丸案”成为明宫疑案之一。转年,东林孙慎行等复官,又曾发此案以攻击方从哲。

    “红丸案”这是千古疑案之一,光宗是有被毒死的嫌疑,不过东林党们一样也有胡乱议论干预治疗并耽误病情的嫌疑,不过结果却是和东林党对立的内阁首辅方从哲退休,东林党实力大增王安则是内外积极沟通,为东林党冲锋陷阵立下了大功

    天启皇帝朱由校曾经以为东林党的目的是为了独霸朝廷,出于对东林党支持自己父子登基的功劳,朱由校也是一忍再忍,然而东林党却是不单单要控制朝廷,甚至要控制皇帝自身,于是又发动了“移宫案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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