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那个年代，偷渡是公开的秘密。哪家有人偷渡成功，家人不仅不避嫌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，甚至大摆筵席，大放鞭炮。
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，以生产队长为首、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偷渡，几十名村民到海边隆重饯行。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，一共才560多人，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。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，除一名妇女委员外，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。
而且还出现了逃港的传奇人物，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，到第13次，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，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，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。
想当年，在社会主义教育堡垒、反偷渡的“红旗村”，结果竟然逃掉了一大半。真正的叫人惊心动魄。
这些人为什么要逃港？
因为是因为贫穷和饥荒，他们个个都是活人，都不想死。
1957年，宝安县委通过《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》，限制社员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%；社外农民不准开荒，不准弃农经商；“男全劳动力”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；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，都要报告政府，然后收为国有。
1959年，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。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。
那个时候，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，就连青菜都很罕见。老百姓吃过蕉渣、禾秆、木瓜皮、番薯藤，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。
当时，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，大约在7角钱左右，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，平均为70港币，两者间悬殊近100倍。
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：“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不如对面8分钱”。意思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。
政治上的*，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1967年“*”开始后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受不了了，借到深圳演出的机会，乘船逃往香港，引起轰动，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、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。
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，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，宝安县决心在这里“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”，把西坑村建设成“反偷渡的红旗村”。
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**著作的**，所有的墙壁上刷满了革命大标语，田头的井水边，也插上了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的语录牌。
一到天黑，就组织村民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和《**的书我最爱读》等。
一时间，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“红旗”村。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，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。
可是，到了1973年，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，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、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，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“男人”，是一个8岁的男孩。
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死后，连骨灰都不要吹回那边去！”
清楚了吧，深圳的所谓大逃港，真正的是奇迹，深圳的改革开放也是奇迹，但是这些奇迹是这些冒死“上了梁山”的人，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。
一开始，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“居民”身份，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。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、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，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，这也形成了香港的“天台木屋”。
逃港者们从事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，粘纸盒、缝袜子、勾纱等等，工作卖力要求低，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。
到了60年代，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港英当局开始实施“即捕即遣”的政策。
但是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、朋友或者同乡。
1962年，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。
香港政府该怎么办呢？
在这些逃港的人里面，平均一个逃港者，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、同乡、同学、朋友发生联系，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。
可是当时香港是300万人口，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。
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，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。
但是与此同时，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，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，保护这些逃港者。
最后，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，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。
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，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，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。
最后，在“不行动者作抗命论”的指令下，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，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，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。
当晚，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，以示抗议。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，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。
第二天，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，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，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。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，躺在地上，挡住了汽车。
人群里爆发出吼声：“快跳车啊！”
又有近千名逃港者，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。
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。要不，他们怎么会创造了许多“财富神话”。
知道吗，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，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。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、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、“期货教父”刘梦熊等人。
不仅仅如此，著名作家倪匡、“乐坛教父”罗文、“金牌编剧”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，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，非常幸运地活了下来，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“大逃港”的作者陈秉安有一天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。
他非常惊讶地对陈秉安说：“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！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，却一点都不知道呢——”
啊，大逃港，伟大的大逃港！
其实，香港黑社会的卢达黑老大也是当年大逃港人之一。
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，以生产队长为首、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偷渡，几十名村民到海边隆重饯行。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，一共才560多人，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。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，除一名妇女委员外，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。
而且还出现了逃港的传奇人物，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，到第13次，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，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，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。
想当年，在社会主义教育堡垒、反偷渡的“红旗村”，结果竟然逃掉了一大半。真正的叫人惊心动魄。
这些人为什么要逃港？
因为是因为贫穷和饥荒，他们个个都是活人，都不想死。
1957年，宝安县委通过《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》，限制社员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%；社外农民不准开荒，不准弃农经商；“男全劳动力”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；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，都要报告政府，然后收为国有。
1959年，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。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。
那个时候，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，就连青菜都很罕见。老百姓吃过蕉渣、禾秆、木瓜皮、番薯藤，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。
当时，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，大约在7角钱左右，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，平均为70港币，两者间悬殊近100倍。
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：“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不如对面8分钱”。意思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。
政治上的*，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1967年“*”开始后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受不了了，借到深圳演出的机会，乘船逃往香港，引起轰动，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、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。
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，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，宝安县决心在这里“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”，把西坑村建设成“反偷渡的红旗村”。
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**著作的**，所有的墙壁上刷满了革命大标语，田头的井水边，也插上了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的语录牌。
一到天黑，就组织村民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和《**的书我最爱读》等。
一时间，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“红旗”村。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，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。
可是，到了1973年，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，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、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，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“男人”，是一个8岁的男孩。
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死后，连骨灰都不要吹回那边去！”
清楚了吧，深圳的所谓大逃港，真正的是奇迹，深圳的改革开放也是奇迹，但是这些奇迹是这些冒死“上了梁山”的人，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。
一开始，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“居民”身份，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。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、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，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，这也形成了香港的“天台木屋”。
逃港者们从事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，粘纸盒、缝袜子、勾纱等等，工作卖力要求低，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。
到了60年代，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港英当局开始实施“即捕即遣”的政策。
但是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、朋友或者同乡。
1962年，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。
香港政府该怎么办呢？
在这些逃港的人里面，平均一个逃港者，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、同乡、同学、朋友发生联系，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。
可是当时香港是300万人口，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。
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，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。
但是与此同时，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，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，保护这些逃港者。
最后，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，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。
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，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，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。
最后，在“不行动者作抗命论”的指令下，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，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，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。
当晚，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，以示抗议。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，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。
第二天，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，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，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。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，躺在地上，挡住了汽车。
人群里爆发出吼声：“快跳车啊！”
又有近千名逃港者，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。
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。要不，他们怎么会创造了许多“财富神话”。
知道吗，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，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。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、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、“期货教父”刘梦熊等人。
不仅仅如此，著名作家倪匡、“乐坛教父”罗文、“金牌编剧”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，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，非常幸运地活了下来，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“大逃港”的作者陈秉安有一天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市领导打来的。
他非常惊讶地对陈秉安说：“原来深圳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啊！我还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，却一点都不知道呢——”
啊，大逃港，伟大的大逃港！
其实，香港黑社会的卢达黑老大也是当年大逃港人之一。